人民日报 中高收入阶层“钱包”为中国经济提供历史性机遇

17/06/18  红足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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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纪委官网最近的一条讯息引人关注,2015年,广东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力度走强的同时,也为10766名受到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澄清了问题。

  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语境下,随着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的落地生根,各地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不断加大,执纪审查进一步强化,一大批十八大后不收手、不收敛的党员、干部受到党纪严肃处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释放明显。而类似广东一手抓监督执纪问责,一手抓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澄清问题,恰恰也是一种责任担当的具体体现。

  今日社评

  中高收入阶层的“钱包”有正反馈价值

  现实中,如果一个干部受到举报,经过核查,结果属实,就须对被举报人予以相应的党纪国法处理。若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举报线索举报的事项,按理说,纪委也应当及时澄清事实,还人清白,以正视听。然而,现实情况却没有这般简单。长期以来,有的地方对此类情况的惯常处理方式,往往是“暂存”“挂起来”,对举报事项既不说有、也不说无,搞模糊处理。这就带来麻烦,被举报人到底有无问题,没个明确说法,以至于有关被举报人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估计是一下子没查出头绪,但他肯定有疑点!”“他大概还是有问题,否则纪委怎么不站出来说话?”这样的舆论多了,给当事者造成的压力与困扰可想而知,在单位是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无所适从。尤其遇到提拔关口时收到举报信,一些地方的态度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人选先撤下来,“放一放”再说。在这种“疑罪从有”的思维作用下,有的干部的“机会”就这样被稀里糊涂“耽误”了。

  解决了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问题,“中国制造”集中在中低端产品的问题也将随之解决,而这些相关问题的解决必将为社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广泛的收入提高,届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会得到同步提高。

  23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介绍2015年商务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高虎城表示,中国目前有一个中高收入的阶层正在形成,商务工作从供给侧发力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满足中高收入阶层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据介绍,2015年出境人数是1.2亿,境外消费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7000亿-8000亿元用于购物,这个购物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境外的购物。

  中高收入阶层无疑是中国人境外购物的主力军,而这一人群的消费能力确实惊人,有人出国扫货甚至动用了集装箱。这种外溢的消费能力已形成群体效应,伴随四处出击的中国游客给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送去阵阵春风。以中高收入阶层为代表的中国旺盛内需,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消费能力只要善加引导,对内也可以发挥积极的正反馈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总体性变化,表现在社会分层方面的最突出现象就是产生了一个中高收入群体,而这一群体的核心是中等收入阶层。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仅占据不足20%的比例,跟成熟社会中产阶层为社会主流的情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和一致性,有研究预计,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到2020年占比将接近47%,届时“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将首次出现。要想不断扩大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必须保持经济增长、持续释放改革红利,而现有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也具有重要的正面拉动作用。

  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形态,消费的作用成为社会运转的中轴。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钱包鼓鼓的中国消费者为何成为许多国家争相吸引的对象。如今为了将境外消费留在国内,中国也已采取了下调进口关税、增设口岸进境免税店等一系列措施,方便消费者在境内购买国外产品。中高收入群体正在成为中外争抢的香饽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去年,消费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实现了由投资、外贸拉动,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的重大转型。

  “爆买”的中国游客被称为“行走的钱包”,2015年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消费的需求有所下降,但依然是全球最大奢侈品买家。近两年来,随着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许多日常用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的关注焦点。美国的浴巾、牙膏,欧洲的奶粉、钥匙扣,日本的电饭煲、智能马桶盖、感冒药等等,无不遭到中国游客的疯抢。以中高收入阶层为主的中国游客,在其不佳“买相”的背后,是中国国内产能过剩但有效供给不足的尴尬现实。

  细究分析,大概当地的党委与纪委也有难言之隐。查也查了,没发现啥问题,若直接说被举报人是清白的,万一之后他又“出事”,岂非显得当初查证不力?还有一种思维也颇有市场:苍蝇不叮无缝蛋,为什么别人没被举报、就你有举报线索?还是稳妥起见,先不急着下结论,观察观察再说;遇有提拔关口,更要慎之又慎,一定要防止“带病提拔”……凡此种种,看似稳慎,实则是不担当。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监督执纪问责,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纪委的工作,既要严格约束干部,也要充分保护干部,绝不能为惩而惩。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及时澄清问题,就是纪检机关责任担当的表现。没发现问题,就说目前没发现问题;现在需要提拔,该提就提……作为有权机关,纪委的及时发声,对那些“被泼脏水”的干部是最好的保护。实践中,一些干部往往就是因为工作上敢抓敢管、坚持原则,得罪了人。如果因此遭遇“莫须有”的举报而不能及时得到澄清,其负面导向无疑是巨大的,将反过来助长“好好先生”“为官不为”等歪风流行。

  “纪律检查机关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党在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的,必须从政治和全局上把握。”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尤需要一大批“狮子型”干部冲锋在前。像广东纪检机关这样及时还人清白,保护干事创业热情,对那些真正干事创业的党员、干部来说,不啻一道硬邦邦的“护身符”。盛若蔚

  制造技术、产品开发、产品质量、购物环境等方面的差距,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以及不合理的税费等等,都是导致境外“爆买”而国内消费疲弱的原因。正在形成的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不满足于大众化的需求,这一现状凸显了目前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同时,这个消费中产生的问题也成为我国增加高质量、高水平有效供给的历史性机遇。解决了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问题,“中国制造”集中在中低端产品的问题也将随之解决,而这些相关问题的解决必将为社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广泛的收入提高,届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会得到同步提高。

  本报评论员 樊大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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